在这种严格法律判断与公众正义观念产生巨大冲突的情况下，运用特赦制度来消解社会分歧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手段。
当法官和公职人员面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时，回避是法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基本要求。这一方面，我国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的赦免就是例证。
（当然，萧瀚要谨慎一点。但无论如何，特赦的法理得先搞清楚。在这种严格法律判断与公众正义观念产生巨大冲突的情况下，运用特赦制度来消解社会分歧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手段。如果非要去找对特赦权的制约，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制约并非来自法律体系之内。而且，法院的判决被其他机关所否定，也是对司法独立的破坏。
但是，国家元首在特赦时却不用考虑避嫌的问题。这意味着，一项犯罪可能还未被提起公诉，还不一定会被定罪，就已经被赦免了。多数民族主义国家宪法是二战后制定的，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国家性质，普遍受西方国家宪法影响。
就权利内容而言，相较法治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关注传统自由权外，更关注诸如受教育权、食物权、居住权等社会经济权利和发展权。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财产权的行使要以公共福祉为目的。宪法缺乏稳定性与宪法不够强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无法形成足够的信任与公信力。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建立了社会权体系与哲学，使之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性概念。
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实行宪政，我们就要效仿它们，也不能为了与众不同而逆反式地拒绝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定《雇员参与决策法》合宪，是对工人利益的保障，是对经济强势者的限制。
在当代世界的变化中，宪法是最受到关注的一种制度，也是各国社会生活的热点与难点。不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就难以真正有效地管住权力，就难以保证公权力为人民服务。[4] 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治理就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经验与智慧，凝聚着各国共同的经验与思考。人民群众关心柴米油盐，更关心创造、分配柴米油盐的体制是不是公平公正。
一是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具体表现在社会国的条款之中，如国家有义务去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宪法对文明价值的维护与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软实力的流失。
只有客观、全面认识，才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直接受到了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影响。
3.民主与社会权价值的重新认识 过去不承认社会权的国家，基于对民生问题的关怀，逐步承认社会权价值，通过宪法机制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出现骚乱的国家有一些相似的社会与经济状况：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面临威胁，民众对政治与商业精英阶层的特权及腐败的愤怒不断上升。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约束权力的必要，都要通过实行宪政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政的性质不同而已。中国宪法在国际社会是否有影响？能否把中国宪法治理的经验输出到国外？这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此外，除了建立人权委员会（如马拉维）、引入宪法法院（如南非）或者宪法委员会（如坦桑尼亚）、司法审查制度以监控和保障人权实施外，国际法、非盟的各种人权公约以及2006年设于坦桑尼亚的非洲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促进非洲各国人权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5]由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宪法的治理，各国呈现治理方式多元化的特点。非洲各国在其国内法（宪法和法律）上进一步强调基本权的重要性，如肯尼亚2010年宪法确认了权利法案一章在总则中的地位：人权法案是肯尼亚民主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的指南。
这是我们需要汲取的教训，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来都以维护人民利益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社会主义宪政实践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应有之义。
同年8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把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认为美国是愤怒之年的例外，美国人是通过媒体和投票箱宣泄愤怒情绪。暴力冲突、核武器、贫困、宗教冲突、地区冲突以及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人类生存问题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整个世界并不太平，充满动荡。
今日西方社会的相对稳定的基础是宪法的稳定。然而，2011年9月17日发生的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否定了这种判断。
矫正财产权的绝对性，规定财产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社会正义，必须有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合乎人类尊严的实现现在，特赦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一次要更为复杂。这说明，特赦本质上就是超法治或者非法治（与法治无关）的。我们不应该把特赦做放大的思考，然后去担心对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普遍破坏。
但我的建议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大家还在纠缠刑法层面的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问题。这时候，特赦权的行使实际上是对司法机关的一种制约，当然，是一种极端例外情况下的制约。
但这些建议当然并不构成对总统特赦权的限制，因为他们都是给总统打工的。但是，必须注意，特赦制度是一个法治的例外机制。
这个机制可以有多种形态，但特赦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但普通公众却普遍同情许霆，认为有罪判决缺乏公正性或者量刑过重。
当法官和公职人员面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时，回避是法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基本要求。这一方面，我国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的赦免就是例证。（当然，萧瀚要谨慎一点。但无论如何，特赦的法理得先搞清楚。
在这种严格法律判断与公众正义观念产生巨大冲突的情况下，运用特赦制度来消解社会分歧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手段。如果非要去找对特赦权的制约，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制约并非来自法律体系之内。
而且，法院的判决被其他机关所否定，也是对司法独立的破坏。但是，国家元首在特赦时却不用考虑避嫌的问题。
这意味着，一项犯罪可能还未被提起公诉，还不一定会被定罪，就已经被赦免了。二位都是从特赦会破坏法治的角度来质疑特赦的。
